我甚少公开评论一些政策和官媒发表的文章。有也只是极少人的情况下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比如和先生闲聊。
因言获罪的记忆封存在前世。
我对政策的分析，大多能梳理出来个风向。由于个人敏感，常常在政策一出台，就想到了一些“后果”。
周日，和先生坐在江边。
他聊起，小县城里的餐馆甚至是较为出名的当地菜餐馆，都要活不下去了。问我这是什么看法。
我说：5月26日，有一篇文章叫《对XXXX露头就打》。当时我转发到家庭群，试探性地问问在体制内工作的家人：“现在风向是不是不让喝酒了？”那时，他们的表达是：“也不是不让喝酒，主要是公务人员不能参加公款吃喝，不能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的宴请，不能参加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
现在六月中旬，过犹不及的“层层加码”终于到来。先生这么问我，我坦诚地表达自我的看法。
如果问我对这项条例的态度，那可以说，在众多的条例政策中，我甚少认同。但这一项，例外。我认同，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觉得当下由这个条例引起来的现象，都是在意料之内。
我写过一篇《社交方式：请吃饭》里提到过：任何的迎来送往，都以“请吃饭”开头。这顿饭吃完，别人自然会回请，这样一来二去的大家的交情才得以维护。饭局结束，大家觉得，这就是生活。
吃饭吃的何止是“饭”，喝的又何尝是“酒”，大家都知道，这里的“吃喝”是一场局。
先生说：中国人上千年的文化习惯，人情往来都在吃喝里，一纸文书下来，再加上层层加码，能压制得了一时，也没法压一世。
我笑：这不是要压制，而是要催生新的方式。新的社交方式必然跟着旧方式的消亡。
先生说：那眼睁睁地看着餐馆倒闭？餐饮业跟着的是完整的产业链。端盘子洗盘子的人可跑不了滴滴。
我说：历史中，新文明的车轮碾过，甚至碾碎的都是这些一个个鲜活的个体。这个新政策带来的阵痛期，我们每个人都跑不掉。
先生说：这话未免太冰冷。
我说：“恶意返乡”的地方条例又不是没有过？我们也曾遭受过由于政策带来的影响。个体在这种影响下，要么就找到新的出路，要么就坐等“淘汰”。你也曾提到过，Communist Party具备自我修正的能力，如果这条例带来的损失不可承受时，那必然会出新条例。餐馆如果不能找到一条生存的道路，那不能说是政策带来的影响。人总是要吃饭的，不在餐馆吃，那也要在家吃。
先生说：家里吃的能花几个钱？能消耗的体量不是在餐馆人多聚餐能比的。
我说：在家里吃，这里头花销可以规避掉更多的隐形公共开销。同时，这也让更多家庭中的隐形劳动力浮现出来。购买食材和处理食材都是需要花时间和人力。时间和人力都是进食的成本。对于小县城而言，这是一种回归家庭的信号。这和疫情期间的被迫回归，和此时主动回归时两码事。疫情期间倒闭的餐馆也很多，但活下来的也有。市场淘汰里也包括了这些不可控的政策因素。
先生说：我的意思是变革需要一个缓和的过程。
我说：这不是你和我所能左右的。事物的发展就在于自身有了意志。我解释的是我的倾向，一种偏左的。我认为这样的条例带来的是一种新的方式。这种新的社交方式必然会有一条出路。就我自身而言，我极其不适应酒局餐桌的这种社交方式。吃饭喝酒对我而言是很私密的事情，一旦有同事或利益相关方的出现，我呈现出来的游刃有余不是“生理愉悦”而是例行公事。我在酒桌看到过现金一袋袋的迎来送往，看到过打个招呼就可以顺利办事的话语，看到过一条一条烟递到他人手里的迷雾。而我仅仅是看着。我很清楚以我的个性无法参与其中。所以，我从毕业就没设想过自己会从政。
《知识分子与社会》123页，索维尔犀利地指出：“人们应去区分如下情况：是否知识阶层所表达的对于不幸者的福利的关注，真的主要代表了对这些不幸者的关注？还是知识阶层只是将不幸者作为批判社会的手段，或是寻求自身的社会、政治或道德权威的方法之一？
在这里，吃喝所带来的局，是否也是一种寻求自身社会、政治或者道德权威的方法之一？
换个难听的比喻吧，禁止嫖娼和从娼之间，禁止嫖娼是明文的。
从和先生对吃喝的政策探讨中，他说到我偏左。这次我是认同的。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温和的中间派。这一次，先生表明了立场。政见不合从对“吃喝违规”和“违规吃喝”中的态度，看见了彼此。或左或右，我想我们最终都是殊途同归，走向的是自由道路。某种程度，这也不是左右之别。而是一种激进主义作祟。
恰好看到署名为云行云止的《谁都曾年轻气盛，那是因为不知天高地厚》
年轻易left不难理解，但自我放纵不可原谅。有人说：三十岁以前不左是冷血，三十岁以后还左是白痴。这话有些道理，虽然意识形态倾向本不应以年龄计，但左右之别确实与人们的经历、成熟程度、思维方式、逻辑能力等因素相关。年轻易左，青年人似乎自然是理想主义者，期待一个完美的世界；其身心亦不愿受到拘束，行为不愿受到限制。青春期的背逆、反叛、反传统、鄙视父辈等几乎是各种文化中的常态。在年轻时也曾经左倾或者偏向于设惠主义，但历史与现实、阅读和思考使他们最终走向正确的方向，转向保守主义。这一过程相当发人深省，也颇有教益。年轻气盛不是错，理想主义也不是罪，但不成长不成熟不醒悟则是思考的大患。正如爱德蒙.伯克所言：“被傲慢专横的激情指引的狂妄无知，不可原谅。”（126-128页）
从学科角度看，社会学这门学科比起哲学、法学、历史学、文学等或许尚属年轻，但道理与人的成长一样，若不思成熟、一味自我放纵，自负自恋，就只能是永远长不大的巨婴。思想者的成长过程是摒弃错误理念、不断探寻和接近真理的过程。吃老本、固守执念、拒绝成长是一种懒惰，即好逸恶劳，也是属于人性的弱点即自我放纵的恶。一个人也好，一个学科也罢，知无知，有反思，有敬畏，能纠错，才能发育成长。在这一点上，如果说一些西方共和民主国家的知识分子因从未真正承受和体验过极端权力的统治，难免有时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那么独裁专制国家中的知识分子又何以如此呢？尤其经历过灭顶之灾的中国社会学更应警醒、清醒，记住什么是灾难的来源。索维尔批评了知识分子经常持有将自己作为比大众高明的“社会大众向导”的信念。而且他们的政策主张无论被事实证明是多么不当甚至荒诞，他们都不会反思更不承担错误的责任。“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的超级智慧和美德极为自信，并自认为应当引导大众、影响国家政策。很明显，他们互不融贯的立场中至少有一个必然是错误的，这种情形正如明智的老话所说的：经常犯错却从不怀疑。”“对学术知识分子和非学术知识分子来说都是这样：对他们的理念或地位的确证，并不必须依赖于对他们所说之事的验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不需要负责任的；而不需要负责任，也就意味着对缺乏责任的行动没有任何约束。”（《知识分子与社会》347页）“你要根据它们所结的果子来认识它们”（《BIBLE》太7：16-20）理查德.维沃《思想的后果》探讨了价值观和作为价值观基础的信仰对于社会和文明的意义。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着眼，纵观全球，不可否认，以基督信仰作为价值观基础建立的国家大都正常、稳定，相对繁荣；在经历了艰难转型过程皈依或重建了信仰根基的国家，也多获得长足的发展，进入现代国家行列。相形之下，那些内政混乱、内战频仍、外交失败、对外交恶，甚至带来国际战火延祸世界的国家或族群，却无一不是缺少内在价值观之信仰根基的团伙。其实中国社会的进程同样能够证明信仰的力量。为何有的国家不断被内乱与外战撕扯深陷苦难，而有的国家却能享有相对持续的安定与繁荣？人类社会数百年的历史与现实已经给出了答案，繁荣和稳定是认识真理的后果、是观念改变的后果；而文明的衰落、世间的乱相是错误观念的后果。从历史与现实来看，成长也是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提升思考与判断力的过程。Right与 Left的选择是正道与偏离之间的不同，是原理、逻辑和结果的区别。正是在此意义上，刘军宁说“世界是个BIBLE现象”就不难理解。有些世相、有些道理，事后一想就能明白。
在认知世界的过程中，人性的固有弱点——骄傲自负是巨大的障碍。过度的骄傲和致命的自负对个体而言是一种罪，对执掌权力者会导致更大的罪恶。成长，意味着不要以为自己资深、经验丰富；所谓思想成熟、学养深厚也有靠不住的时候；不要倚老卖老，以为自己说什么都有道理，都正确无比；任何学科都只是一套认知与理解世界的理论/方法体系，都有其边界和限制，而作为学者应该意识到：经验现实比抽象理论重要；逻辑清楚比论证复杂重要；常识良知比知识渊博重要。知无知，方能有知；有敬畏，才是智者。成长，意味着要承认：尘世建不成天国，但人间不是斐帮；你可以不是信徒，但不可没有信仰；你可能没有外在的宗教仪式表达，但不可没有存于内心的道德律令。人要有所敬畏，要承认有超越于人类和世界的造物主存在，要承认理性有限，人性有恶，保有人的底线。作为学人，更要警惕致命的自负，努力求真，向善而行。概而言之， 从骄傲到谦卑，从left向right，是人的成长过程，我们千万不要搞反了。2025年4月13日
吃喝此事，我鲜少保有乐观的态度。中国人民的智慧无穷尽，会走出一条路来的。过往矫正前后，让我看到的是，动荡中所求转变由其自由探索。吃还是不吃？怎么吃？到哪里吃？和谁吃？怎么不吃？怎么替代吃？喝还是不喝？怎么喝？到哪里喝？和谁喝？喝什么？怎么能不喝？怎么替代喝？找出那条替代的路来，这是我期待看见的。吃喝的文化象征由此转变。让吃喝回归吃喝本身，更简单又纯粹一些。毕竟，吃喝能带来的快乐，不同于权力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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